科吉綠色低碳聯盟發展歷程
發布時間：2022-05-16 17:25:15 按語：北京科吉咨詢公司和寧夏CDM環保服務中心創建于2003年。在創始人張吉生先生等人的帶領和指導下，這支低碳科技團隊，已由最初的7人，發展到近百名。業務由碳資產開發與交易、低碳技術研發及應用、企業碳管理服務、溫室氣體核查等，擴展到了能源審計與節能診斷、工業節能與綠色發展評價、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評價、低碳信息化服務等方面，且在北京、上海、西安、海南和廣州設有分支機構，業績遍布18個省市自治區，成為了業內頗有影響力的低碳科技型企業。2023年聯盟就20周歲了，值此，為紀念過往、勉勵來者，聯盟組織創始人和多位資深員工，編寫了發展史，記載了發展歷史中的重要事件和突出成績，并將以創始人張吉生等人和綠色低碳團隊骨干自述的形式，陸續報道。本期刊載第二篇（孟莉女士供稿）：
2003年2月，我因年齡原因離開了寧夏科技廳領導崗位?；叵?993年我因從事計算機技術應用研究取得突出成績，獲批政府有重大貢獻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當時，中辦、國辦曾聯合發文，鼓勵離退休科技專業人員，領辦、創辦科技型企業。我這個習慣于忙碌的人，此時就很想利用我的知識優勢再有所作為。
3月的一個下午，北京的天氣仍然帶著寒意。我和科技廳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孟莉，在寧夏駐北京辦事處約來了老朋友李光濤律師。李律師1995年至2000年期間，曾受組織委派，幫助過寧夏科技廳妥善處理了震驚全國的“珠海金鐳聯激光主盤知識產權案”，并在“銀廣夏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我們相識、相知，此時他也已退休。我們興致勃勃地談科技、法律和未來。我提議再次攜手，干點有益于國家的事情，三人一拍即合。不久，我們說服鼓動了幾位年輕的科技人員，勉強湊夠了10萬元注冊股本，在北京東城區注冊了“北京市科吉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科吉公司成立后，我不斷收集、學習、了解國際國內動態與科技成果，了解到由于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為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化危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３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京都召開，１４９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通過了旨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它創造性地設計、提出了清潔發展機制（CDM）。清潔發展機制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對有關資料進行了認真學習研究。我敏銳地意識到，《京都議定書》創建提出的清潔發展機制，對解決全球、中國和寧夏氣候環境問題具有較大價值，它是一種促進全球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為此，我多方打聽，了解到國家科技部社會發展司呂學都博士、副處長曾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與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京都議定書》的談判工作。為了深入了解清潔發展機制的內涵，我聯系了寧夏科技廳駐京辦事處孟莉主任，請她進一步了解有關情況。我離開寧夏科技廳領導崗位后，轉任自治區政協科教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科技廳接任廳長劉桓對廳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孟莉交待，要盡可能提供我到北京工作時的保障。
2003年4月，在孟莉主任的安排下，我如約到科技部見到了呂學都博士。當時呂學都博士負責代表科技部參與中國政府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他很熱情地會見了我們。記得那時北京正是非典爆發嚴重的時候，整個北京城的街道空蕩蕩，行駛的車輛很少，偶爾能看到幾個行人。我們戴嚴實口罩，趕到了位于公主墳附近的科技部大樓。由于疫情管控，規定所有來訪客人，不能進入樓上辦公室，只能在二樓的大會議室見面交流。我們進樓的時候要全身噴灑消毒水，進了二樓會議室，全部窗戶暢開，空氣流通，風把窗簾刮得嘩嘩作響。見面后，我重點就清潔發展機制的作用，如何在地方推動清潔發展機制的應用等，談了自己的初步認識和想法。當時呂學都博士非常驚訝，他沒有想到，一個少數民族地區的老科技工作者、退休科技廳長，怎么對清潔發展機制這么超前的事情，了解得這么清楚，在提出清潔發展機制的京都議定書還沒有正式生效時，就考慮到了在國內如何推廣應用的問題。他特別的高興和感動，有遇到知音、相見恨晚的感覺。他給我們全面詳細地介紹了《京都議定書》和清潔發展機制的國際談判進展。強調《京都議定書》的正式簽訂，意味著以締結國際條約的方式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全球氣候，成為了國際上的共同意愿和實際行動。氣候變化公約關系到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也涉及到各國經濟和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但目前大部分人對此還沒有足夠的認識。他認為清潔發展機制的實施，能推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與經濟合作，是一種“雙贏”機制。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通過合作可以獲得資金和技術，有助于實現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可以在發展中國家購買項目減排量，大幅度降低其在國內實現減排所需的高昂費用。
呂學都博士明確表示，支持寧夏率先開展清潔發展機制活動，使更多的公眾了解目前全球氣候變暖的嚴峻形勢，共同參與保護我們的地球家園。他建議積極在寧夏新能源和高耗能企業中，開發清潔發展機制示范項目，能為全國作出表率。
這次會見后不久，孟莉主任又安排寧夏科技廳副廳長徐正冠，代表科技廳和呂學都博士、環保部陸國強博士座談，表達了寧夏科技廳對爭取承擔應對氣候變化、利用CDM機制減排溫室氣體能力建設示范項目的決心。2003年8月，呂學都博士和清華大學的資源環境專家韋志洪、劉德順教授，到寧夏調研。在寧期間，寧夏科技廳、發改委、環保局、氣象局四部門發出通知，在科技廳五樓會議室舉辦了氣候變化報告會。劉桓廳長專門做了批示，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要高度重視，盡快示范。報告會上，呂學都博士做了氣候變化、《京都議定書》國際談判進展與趨勢的報告，兩位教授就清潔發展機制項目評價準則和國際申報程序進行了講解，我就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開發，在西部落地的潛力，進行了分析和展望。會后我們一起調研了賀蘭山風電、青銅峽鋁廠和瑞明太陽能公司等。從此我就與應對氣候變化和清潔發展機制支撐的碳交易結下了不解之緣。
還有一件不得不說的細節。開發CDM項目初期，如何篩選合格的CDM項目、項目的額外性、基準線、邊際成本、項目類型等等技術問題，大家都在不斷地學習、思考討論過程中。清華大學韋志宏、劉德順兩位教授，無論是在北京飛銀川的航班上，還是在調研寧夏能源企業的旅途中，就以上技術難點，總在交流討論中，有時爭得面紅耳赤。劉教授討論調門最高，同行的飛機乘客或調研旅途的陪同人，都認為他們經常吵架。實際上他們是在不斷地相互交流、碰撞、探索解決國際前沿CDM方法學的難題。他們都擔任過聯合國CDM方法學委員會的專家，也是國內CDM審核理事會的評審專家。我們的團隊多次接受過他們的培訓。他們誨人不倦、精益求精的教學及對學術的認真鉆研精神，深深地激勵者我們。
2003年10月，經科技廳、民政廳批準，我們組建了全國第一個推動碳交易工作的寧夏CDM環保服務中心，屬非企的公益性機構，使清潔發展機制在寧夏得到了成功應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對推動寧夏節能減排、新能源產業發展、經濟的綠色低碳發展轉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后，為了加大市場開發運作力度，又組建了企業---寧夏清潔發展機制環保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該企業先后被認定、命名為 “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寧夏法人科技特派員企業”、“寧夏低碳技術研究與碳資產開發科技創新團隊”、“寧夏低碳減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寧夏創新型企業”、“寧夏低碳減排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國家低碳減排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等。中心在應對氣候變化活動、低碳減排和國際碳交易方面的工作受到寧夏政府多位領導，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商務部、外交部等部門的充分肯定。
我在非典時期對呂學都處長的第一次拜訪及寧夏CDM環保服務中心的迅速成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呂學都博士不管工作崗位如何變動，他都始終關心幫助我們團隊的成長和發展。他是我從事應對氣候變化及綠色低碳發展事業中的良師益友。我們通過共同的事業也成為了忘年之交。
呂學都:博士、清華大學畢業。亞洲開發銀行（亞行）氣候變化首席專家。長期從事氣候變化工作。2010年加入亞行，負責氣候變化政策、低碳技術投資、低碳城市建設、碳交易建設、氣候金融等工作。設計和管理了亞行與中國的一系列合作項目：中國碳市場建設、碳捕集政策和商業化設計、京津冀農村清潔能源供應、京津冀溫室氣體和污染物協同控制政策、中小城市和農村清潔能源發展、低碳技術轉讓和推廣等；指導設計了亞行第一個低碳城市項目“湘潭低碳城市發展項目”。
加入亞行前，曾任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科技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自1996年至2010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曾任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委員、副主席、方法學委員會副主席。
兼職：清華大學全球環境計劃指導委員會委員、上海交通大學產業導師、同濟大學、天津大學客座教授。
3月的一個下午，北京的天氣仍然帶著寒意。我和科技廳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孟莉，在寧夏駐北京辦事處約來了老朋友李光濤律師。李律師1995年至2000年期間，曾受組織委派，幫助過寧夏科技廳妥善處理了震驚全國的“珠海金鐳聯激光主盤知識產權案”，并在“銀廣夏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我們相識、相知，此時他也已退休。我們興致勃勃地談科技、法律和未來。我提議再次攜手，干點有益于國家的事情，三人一拍即合。不久，我們說服鼓動了幾位年輕的科技人員，勉強湊夠了10萬元注冊股本，在北京東城區注冊了“北京市科吉咨詢服務有限公司”。
科吉公司成立后，我不斷收集、學習、了解國際國內動態與科技成果，了解到由于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為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化危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３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京都召開，１４９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通過了旨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它創造性地設計、提出了清潔發展機制（CDM）。清潔發展機制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對有關資料進行了認真學習研究。我敏銳地意識到，《京都議定書》創建提出的清潔發展機制，對解決全球、中國和寧夏氣候環境問題具有較大價值，它是一種促進全球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為此，我多方打聽，了解到國家科技部社會發展司呂學都博士、副處長曾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與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京都議定書》的談判工作。為了深入了解清潔發展機制的內涵，我聯系了寧夏科技廳駐京辦事處孟莉主任，請她進一步了解有關情況。我離開寧夏科技廳領導崗位后，轉任自治區政協科教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科技廳接任廳長劉桓對廳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孟莉交待，要盡可能提供我到北京工作時的保障。
2003年4月，在孟莉主任的安排下，我如約到科技部見到了呂學都博士。當時呂學都博士負責代表科技部參與中國政府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他很熱情地會見了我們。記得那時北京正是非典爆發嚴重的時候，整個北京城的街道空蕩蕩，行駛的車輛很少，偶爾能看到幾個行人。我們戴嚴實口罩，趕到了位于公主墳附近的科技部大樓。由于疫情管控，規定所有來訪客人，不能進入樓上辦公室，只能在二樓的大會議室見面交流。我們進樓的時候要全身噴灑消毒水，進了二樓會議室，全部窗戶暢開，空氣流通，風把窗簾刮得嘩嘩作響。見面后，我重點就清潔發展機制的作用，如何在地方推動清潔發展機制的應用等，談了自己的初步認識和想法。當時呂學都博士非常驚訝，他沒有想到，一個少數民族地區的老科技工作者、退休科技廳長，怎么對清潔發展機制這么超前的事情，了解得這么清楚，在提出清潔發展機制的京都議定書還沒有正式生效時，就考慮到了在國內如何推廣應用的問題。他特別的高興和感動，有遇到知音、相見恨晚的感覺。他給我們全面詳細地介紹了《京都議定書》和清潔發展機制的國際談判進展。強調《京都議定書》的正式簽訂，意味著以締結國際條約的方式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保護全球氣候，成為了國際上的共同意愿和實際行動。氣候變化公約關系到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也涉及到各國經濟和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但目前大部分人對此還沒有足夠的認識。他認為清潔發展機制的實施，能推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與經濟合作，是一種“雙贏”機制。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通過合作可以獲得資金和技術，有助于實現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可以在發展中國家購買項目減排量，大幅度降低其在國內實現減排所需的高昂費用。
呂學都博士明確表示，支持寧夏率先開展清潔發展機制活動，使更多的公眾了解目前全球氣候變暖的嚴峻形勢，共同參與保護我們的地球家園。他建議積極在寧夏新能源和高耗能企業中，開發清潔發展機制示范項目，能為全國作出表率。
這次會見后不久，孟莉主任又安排寧夏科技廳副廳長徐正冠，代表科技廳和呂學都博士、環保部陸國強博士座談，表達了寧夏科技廳對爭取承擔應對氣候變化、利用CDM機制減排溫室氣體能力建設示范項目的決心。2003年8月，呂學都博士和清華大學的資源環境專家韋志洪、劉德順教授，到寧夏調研。在寧期間，寧夏科技廳、發改委、環保局、氣象局四部門發出通知，在科技廳五樓會議室舉辦了氣候變化報告會。劉桓廳長專門做了批示，這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要高度重視，盡快示范。報告會上，呂學都博士做了氣候變化、《京都議定書》國際談判進展與趨勢的報告，兩位教授就清潔發展機制項目評價準則和國際申報程序進行了講解，我就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開發，在西部落地的潛力，進行了分析和展望。會后我們一起調研了賀蘭山風電、青銅峽鋁廠和瑞明太陽能公司等。從此我就與應對氣候變化和清潔發展機制支撐的碳交易結下了不解之緣。
還有一件不得不說的細節。開發CDM項目初期，如何篩選合格的CDM項目、項目的額外性、基準線、邊際成本、項目類型等等技術問題，大家都在不斷地學習、思考討論過程中。清華大學韋志宏、劉德順兩位教授，無論是在北京飛銀川的航班上，還是在調研寧夏能源企業的旅途中，就以上技術難點，總在交流討論中，有時爭得面紅耳赤。劉教授討論調門最高，同行的飛機乘客或調研旅途的陪同人，都認為他們經常吵架。實際上他們是在不斷地相互交流、碰撞、探索解決國際前沿CDM方法學的難題。他們都擔任過聯合國CDM方法學委員會的專家，也是國內CDM審核理事會的評審專家。我們的團隊多次接受過他們的培訓。他們誨人不倦、精益求精的教學及對學術的認真鉆研精神，深深地激勵者我們。
2003年10月，經科技廳、民政廳批準，我們組建了全國第一個推動碳交易工作的寧夏CDM環保服務中心，屬非企的公益性機構，使清潔發展機制在寧夏得到了成功應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對推動寧夏節能減排、新能源產業發展、經濟的綠色低碳發展轉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后，為了加大市場開發運作力度，又組建了企業---寧夏清潔發展機制環保服務中心（有限責任公司）。該企業先后被認定、命名為 “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寧夏法人科技特派員企業”、“寧夏低碳技術研究與碳資產開發科技創新團隊”、“寧夏低碳減排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寧夏創新型企業”、“寧夏低碳減排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國家低碳減排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等。中心在應對氣候變化活動、低碳減排和國際碳交易方面的工作受到寧夏政府多位領導，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商務部、外交部等部門的充分肯定。
我在非典時期對呂學都處長的第一次拜訪及寧夏CDM環保服務中心的迅速成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呂學都博士不管工作崗位如何變動，他都始終關心幫助我們團隊的成長和發展。他是我從事應對氣候變化及綠色低碳發展事業中的良師益友。我們通過共同的事業也成為了忘年之交。
呂學都:博士、清華大學畢業。亞洲開發銀行（亞行）氣候變化首席專家。長期從事氣候變化工作。2010年加入亞行，負責氣候變化政策、低碳技術投資、低碳城市建設、碳交易建設、氣候金融等工作。設計和管理了亞行與中國的一系列合作項目：中國碳市場建設、碳捕集政策和商業化設計、京津冀農村清潔能源供應、京津冀溫室氣體和污染物協同控制政策、中小城市和農村清潔能源發展、低碳技術轉讓和推廣等；指導設計了亞行第一個低碳城市項目“湘潭低碳城市發展項目”。
加入亞行前，曾任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科技部全球環境辦公室副主任。自1996年至2010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曾任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委員、副主席、方法學委員會副主席。
兼職：清華大學全球環境計劃指導委員會委員、上海交通大學產業導師、同濟大學、天津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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