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玉波看來，雖然我國初步告別了粗放的生產方式和敞口的消費方式，但離能源高質量發展目標仍有較大差距。如，化石能源占比仍然較大，實現煤電達峰仍需一段時間;能源利用效率偏低，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等指標高于發達國家;電力系統靈活性亟待提升，需求側調節能力受制于體制機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再生能源消納;在能源關鍵技術裝備方面尚未完全獨立自主，燃氣輪機、DCS(分散控制系統)等一批“卡脖子”裝備仍依賴進口，風電、光伏行業零部件尚未全面國產化。

　　對此，史玉波表示，我們要正確認識能源轉型的挑戰，盡早謀劃“碳中和”場景下能源生產、消費轉型升級的路徑，持續推動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發展，統籌集中式和分布式開發利用方式，力促風光等可再生能源裝機持續增長，著力減少化石能源開發利用。同時，要留有足夠的政策調整空間和調整期，實現綠色低碳平穩轉型。

　　“分行業來看，電力行業碳排放量最多，占比達41%;其次是建筑和工業，占比31%;交通行業占比28%。降碳的首要措施是提能效、降能耗，把上述領域的總能源消耗降下來，特別是要抑制不合理需求。”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強調，數字化技術、儲能技術和調峰技術可以把非化石能源變成穩定輸出的優質電源，將在實現能源替代、降低化石能源比例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基于技術的進步，通威集團副總裁胡榮柱對能源轉型前景持樂觀態度。“光伏發電成本已經降到和傳統能源相競爭的區間，而且還在不斷降低。”在他看來，如果政策給力，“碳中和”目標可以提前10年實現。

　　控總量、低能耗，能源轉型是否會影響經濟發展?在杜祥琬看來，“碳中和”目標對我國能源事業既是挑戰更是機遇，能源行業的投資方向更加明確，將帶來新產業、新增長點，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

　　史玉波表示，能源轉型和綠色低碳發展，離不開政策的驅動和市場的引導。在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需堅持能源消費總量剛性約束，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保障長效機制，推動可再生能源參與市場交易。“同時，要鼓勵科技創新與技術進步，著力破除體制機制壁壘，持續推動綠色低碳能源與其他產業深度融合，比如‘低碳能源+交通’‘低碳能源+建筑’‘低碳能源+旅游’‘低碳能源+智能制造’等產業共同體，構建新形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模式。”史玉波最后說。